序言

50 年前，赢得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团结起来，共同追求经济非殖民化、主权发展以及在贸易、金融和技术等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愿景。这一愿景被称为 "新的国际经济秩序"（NIEO）—1974 年，联合国为他们发布了《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3201 S-VI）和《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行动纲领》（3202 S-VI）以促进此愿景的实施。

作为联合国会员国，我们庄严宣布，我们决心立即进行工作以便建立一种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这种秩序将建立在所有国家的公正、主权平等、互相依靠、共同利益和合作的基础上，而不考虑它们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如何；这种秩序将纠正不平衡和现存的不公，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家之间日益扩大的鸿沟有可能消除，并保证目前一代和将来世世代代稳步地加速经济和社会发展并推进和平和公正。

然而，五十年后的今天，这一差距仍未缩小；相反，旧的债务危机、依赖关系、发展不足等危机与日益加剧的气候危机共同威胁着南方国家的发展前景，并且还威胁到许多小岛屿国家的生存。

在过去的 50 年里，无论是在全球化体制的架构方面，还是在全球化成果的分配方面，世界经济的型态无疑都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变革。例如，今天的金砖国家联盟（BRIC+）的全球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了七国集团。但是，威利·勃兰特（Willy Brandt）曾经在世界地图上划出的南北发展分界线今天依然清晰可见：这是对今世以及后代的和平与正义的冒犯。

因此，已经50周岁的NIEO值得复兴，但也需要革新。我们如何才能使这一愿景适应21世纪的情况呢？气候变化、病毒性流行病和极端贫困威胁着全球数十亿人的生命和生计，我们该如何应对这些危机？我们如何才能抓住当前全球经济板块向多极化发展的机遇，确保这一行动纲领取得成功，避免重蹈先前方案失败的覆辙？

在过去的两年里，进步国际（Progressive International ）召集了来自 50 多个国家的学者、外交官和政策制定者来回答这些问题。审议的提出者来自比利时布鲁塞尔、乌干达坎帕拉及其他地区，且他们呼吁 77 国集团各国代表重新思考国际经济新秩序以及建立这一秩序的策略。

在哈瓦那举行的第五届世界平衡国际会议上，这些集体审议导致了一项 "维护南方力量 "以确保主权发展的战略。如2023年1月提交给会议主席团的《哈瓦那宣言》中所阐明的那样：

大会认识到，经济解放不会主动到来，而必须要争取。我们的愿景只有通过组建新的和替代性的机构来共享关键技术、解决主权债务问题、推动发展融资，以及共同面对未来的大流行病才能实现。

从那时起，各方通力合作，推进了《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行动纲领》的全面实施：这是一套为21 世纪南方变革者提供的指导手册，其中的措施既清晰又大胆，能够在动荡的时代推动可持续发展。

《行动纲领》分为五个主要问题领域，每个领域都阐明了目标和实现目标的具体措施。这些措施既不是对南方国家的指示，也不是对北方邻国仁慈的恳求。相反，它们为南方国家政府可以立即、集体和单方面采取的制度共享和协调行动提出了一系列明确而具体的建议，以改变全球经济架构，促进和平、正义和共同繁荣。

《行动纲领》的出台恰逢原NIEO诞生50周年，也标志着进步国际组织对该宣言纪念活动两年阶段的结束。但它仍然是一份动态文件：是一份可供修订和调整的草案，需要根据寻求执行其措施的国家和人民的情况加以调整。哈瓦那集团当前的任务是陪伴他们迈向实现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历史征程。

前言

哈瓦那集团，

谴责现有国际经济秩序的不公平，这种秩序是由几个世纪的帝国征服和殖民统治所构建的，旨在将财富、人才和机会从世界的南方地区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北方地区。

考虑到这些不公平现象给数十亿人带来的巨大损失，使他们陷入饥饿、贫困、疾病和流离失所，而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世界资源流入战争武器领域；

强调国际经济秩序存在的诸多风险，这种秩序推崇国家之间的竞争，煽动各国人民之间的冲突，并在全球经济范围内引发危机，其影响巨大且极不平等；

纪念国际经济新秩序建立 50 周年，以及向那些致力于促进全球经济、各国人民以及自然环境之间和谐共存的人们致敬，颂扬他们不懈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

回顾向第五届世界平衡国际会议提交的《哈瓦那宣言》，以及该宣言所秉持的信念，即：经济解放不会被赋予，而是要靠南方国家联合起来采取集体行动去争取；

认识到本着同样的精神和决心，哈瓦那集团及其南方盟友正在为我们各国人民、国家及地球的生命和未来，准备开展一场规模空前、合法正义、最有尊严和最有必要的战斗；

提出以下行动纲领：

气候、能源和自然资源

地球生命条件的加速崩溃是人类面临的首要挑战，需要对我们的经济、能源系统和生活方式进行根本性的重新配置。但是，这些气候复原和修复过程需要与对其崩溃负有责任的系统进行对抗。几个世纪以来，世界上的强权国家一直在耗尽土壤、污染空气、砍伐树木，使田野和森林的守护者们流离失所。如今，全球 "绿色转型 "的轨迹注定会重现最初引发危机的殖民主义态势。北方国家试图转移人们对其违背气候承诺的关注，将调整的重担压在那些最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群体身上。与此同时，南方国家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要为北方国家贪婪的过度消费买单，而这是以牺牲适应性、转型以及可持续发展这一社会要务为代价的。我们需要一条新的道路——一条集体行动的道路，以重新获得对土地、粮食和资源的完全和永久主权，同时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公平且快速的绿色转型。

目标

完全和永久主权

各国人民和国家对其自然财富和资源行使完全和永久主权，以此作为其自决权的基本组成部分，也是其集体繁荣的先决条件。

丰富的清洁能源

通过一个国际体系，最大限度地减少国家、阶级间的不平等以及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有害外部影响，让所有人都能享有丰富的清洁可再生能源。

依赖终结

北方国家和企业不再主宰能源、农业和粮食等全球系统以及生产这些系统的技术，从而确保南方国家更加独立、更有韧性、更能自给自足并实现繁荣。

生态平等交换

几个世纪以来一直被视作极端不平等的生态交换条件达到平衡，用主权平等的体系取代剥削体系——在剥削体系中，南方充当廉价资源的来源地以及高成本废物的倾倒地。

环境正义

彻底终结环境犯罪不受惩罚的时代，不仅要确保追究对人民及其居住地所犯罪行的责任，还要在气候系统影响力分配上实现公平。

气候补偿

生态债务最终应得到偿还，要向南方国家提供充分且紧急的补偿，因为北方邻国不计后果的累积碳排放和无情的资源开采，令南方国家承受了最为严重的后果。

措施

资源出口俱乐部

自然资源和初级商品出口国成立多边俱乐部，以协调生产和价格。

南北关系的历史是北方国家对南方国家自然财富的掠夺史。土地的馈赠——对那些称这片土地为家乡的人民而言，这片土地原本能够而且应该给他们带来繁荣——却被掠夺牟利，以不平等和不断下降的条件使南方国家处于商品出口国的依赖地位。但这种依赖是双向的。北方对廉价资源流动的依赖——以及在气候危机时代对关键矿物的需求日益增加——赋予了南方出口商一种尚未加以利用的权力，使其可以收回欠款、重新安排经济关系。通过协调农产品、矿产品和其他初级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出口俱乐部或许能够起到稳定价格、提高卖方议价能力、协调可持续生产方式的作用，并在认识到自然禀赋的不平等和当前生态崩溃的紧迫性的情况下，建立团结基金，投资于整个南方的工业进步、人类发展和生态恢复。这种出口俱乐部将负有双重任务，既要确保目前南方资源得到适当的报酬，又要为了环境和子孙后代的利益而保护资源。南方的自然财富应该造福于南方人民。通过初级商品出口俱乐部，南方国家可以团结起来，夺回本就属于他们的东西。

全球生态紧急情况

协调宣布全球紧急状态，以应对全球气候危机。

对于灾难性的全球变暖和生态崩溃，相关机构的应对措施充其量只是不温不火。正是南方为北方的碳驱动发展付出了最大的代价，但南方国家却无法获得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所需的大量资源。南方国家协调宣布全球紧急状态，将有助于释放这些资源，并为应对全球生态危机所需的一系列措施——贸易、金融、投资和技术——提供法律和政治支持，包括触发不可抗力条款和自动强制许可知识产权限制。虽然宣布全球紧急状态本身并不能解决生态崩溃的驱动因素，但它将为南方国家采取必要行动开创一个强有力的法律和政治先例。这些条款可以提供共同的制度基础，在此基础上，可以在整个南方制定和实施长期、多边的 "可持续发展计划"。必须宣布气候危机对人类生存的集体威胁，并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

采掘业共同框架

制定和实施整个南方采掘业管理的共同政策框架。

在 "自由贸易 "的旗帜下，总部设在北方的跨国公司获得了在南方贪婪地、无休止地掠夺自然资源的无限行动权，其后果是毁灭性的，而且几乎没有追索或监管的渠道。为这些公司在南方的运营制定一个协调的监管框架--包括共同的税收政策、劳动法规和再分配机制——可以结束耗尽南方社区价值并加剧生态危机的竞次监管制度。具体机制可包括含有共同税收条款的标准化合同，正式排除了在西方主导的论坛上诉诸仲裁的可能性，同时，在南方主导的机构中提供替代方案。这些合同还可以包括由国家、劳工和公民社会领导人集体决定的共同劳工和社区保护措施，以确保公平的报酬、充分的劳工保护以及生态可持续的措施。针对特定行业的特许权使用费、税收及法律机制将确保对发展路径多元化及可持续未来的投资（例如，将不可再生资源开采所获的租金投资于面向生态且透明的主权财富基金，使不可再生资源财富也能造福子孙后代）。榨取主义再也不能控制南方；现在是南方控制开采的时候了。

南方能源管理机构

建立南方能源管理机构，以减少对能源的依赖，并协调绿色替代品的开发。

南方社会的未来取决于可靠、负担得起的可再生能源。然而，时至今日，对这一重要的发展元素的获得远远没有得到保证。南方仍然是自然资源开采的主要来源，但通常是北方国家从中获益。北方国家是最大的污染制造者之一，它们过度消耗了世界上数量过多且不可持续的能源，并垄断了重要的能源技术。只要这种态势继续下去，南方国家在规划自身转型时就将被迫依赖传统能源，而不仅仅是为北方的过度消费买单。为了向绿色能源过渡，北方国家已经在协调各方努力，最大限度地开发南方的重要矿产，并将碳价格调整的负担转嫁给南方国家。在这一关键时刻，南方的能源主权取决于南方的合作。区域或泛南方能源管理机构可以整合资源和能力，开发替代能源，利用区域能源基础设施的规模经济，制定共同标准以减轻能源项目对环境和当地社区的影响，降低因北方能源过度消费而带来的脆弱性，并在整个南方公平分配能源生产的利益——以服务于发展和公共利益，而不是私人利润。不能再允许北方国家无限制地开采和消费，而将南方人民蒙蔽于其中。能源的未来必须是可持续的、公平的和共享富足的；只有通过南方的团结才能实现这一未来。

农业框架

为小规模、合作社和家庭农业制定一个协调政策框架，以捍卫粮食主权，促进可持续的农业生态做法，维持整个南方的作物多样性。

土地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全球粮食系统被少数跨国公司所控制，农民的生计受到侵蚀，农民社区遭到破坏，南方的粮食主权因单一作物出口而恶化，在一个能够提供充足粮食的世界中饥饿现象却依然持续，土地、水和空气恶化——这些都是全球粮食系统为资本的利益而设计、罔顾人民的需求的综合后果。全球粮食系统功能失调的原因有很多，包括金融化、贸易自由化和垄断，但解决办法却很明确：赋予农民捍卫其土地的权力、投资于生态农业和实现粮食主权。南方国家可以通过为合作社、家庭式和小规模农业建立共同的政策框架和区域协调机构来帮助跨国界促进这些目标的实现——汇集专业知识、能力和投资，协调制定农业和环境标准，并利用一系列工具（从农民土地保护法到协调补贴、税收见面、进口关税和出口配额等）来构建促进当地农业生产的区域计划。通过建立农业政策协调机构和框架，南方国家可以确保农民和农业工人不是为了养活北方资本而劳动，而是为了养活自己的同胞。

种子库网络

建立种子库网络，在整个南方促进农业多样性，增强粮食主权和粮食系统的复原力。

南方是世界上大多数生物多样性的家园。然而，跨国公司和其他北方机构控制着世界各地农业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获取。因此，南方的粮食系统资金不足、不可靠，在物资匮乏或出现危机时只能依赖北方。建立国际种子库或地区或国家种子库网络可以使南方各国通过保护和保存本土种子，促进农业多样性，逐步实现粮食主权和粮食系统韧性的目标。这种种子库可以向寻求农业生产多样化的南方国家发放种子，从而为摆脱农业专业化的限制和由此造成的对北方进口的依赖提供了一条途径。这些种子库还可以在急需时发放种子赠款和贷款，在发生营养不良、饥荒和饥饿等自然或人为危机时保护和促进国家的生存与安全。通过这种方式，一个公益性的多边南方种子库将有助于确保世界生物多样性得到保护，而不是被利用；其自然财富将服务于全球需要和地方发展。

循环战略

制定资源回收计划，将废弃物转化为未来生产所需的材料。

南方已成为北方废物的倾弃场：这是国际经济秩序中存在的系统性不平等的原因和后果。在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工业生产的特点是从原材料开采到制造，再到消费、处置，各个阶段都存在浪费。每年都有数十亿吨资源被开采并用于工业用品的生产。由于北方的大规模商品消费，产生了数十亿吨的废物，这给南方造成了不成比例的生态负担。除了围绕人的需求而非企业利润来规划工业生产外，南方国家还可以通过建立基础设施来回收工业生产和大规模消费过程中产生的废物，对这些废物进行加工和再利用，并将其作为未来生产活动的材料投入进行再利用，从而应对采掘主义和废物的双重威胁。这种计划将促进更具可持续性和再生性的工业化形式，将跨国生产的性质从线性模式（起点的资源开采和终点的废物处理被当作事后问题或外部问题而被边缘化）转变为循环模式（最终的材料产出会作为未来的投入回流到生产过程中）。在整个南方促进资源循环和材料回收利用的计划可以刺激工业增长，同时减少资源开采和资源浪费。

工业、劳工、和国际贸易

贸易规则使南方经济体处于从属地位和商品依赖的长期地位。这些制度非但没有达成互惠互利交换，反而为北方获取了商品和劳动力，同时阻碍南方的工业化道路。 NIEO 指出了南方贸易条件恶化的 "根本问题"；五十年后的今天，这些不平等的贸易条件继续维持着南方的依赖性。但现在，南方国家还必须面对一套旨在以 "自由贸易 "为幌子侵蚀其主权的制度和协定，而其北方邻国却肆无忌惮地违反这些共同规则而不受惩罚。南方国家能够也必须挣脱这些束缚，挑战与北方国家的不平等交换体系，优先发展自身的生产能力，相互协作以提升在价值链上的位置，并让贸易和工业生产面向人类与生态的和谐。

目标

共同但有区别的规则

所有国家都享有一个普遍的、有章可循的、开放的、非歧视的和公平的多边贸易体系，该体系应能满足发展的特定需求，并能促进国际合作、和平和全世界的共同繁荣。

平衡条款

国际贸易体系应持续改善南北贸易条件，支持知识转让和技术标准的调整，在有利于世界最贫穷国家主权发展的条件下加强全球一体化。

公平、稳定的价格

全球经济治理机构应积极主动地减少波动、防范冲击，保护弱势群体免受危机的影响，因为这些危机会破坏商品价格的稳定性，并在这一过程中损害其生产者或消费者的利益。

女性主义经济

全球经济不再由性别不对称和妇女在所有劳动领域长期遭受剥削所决定，而是所有劳动者都应享有平等的权利，这不仅无关国籍，也无关性别。

权利再分配

国际经济秩序应重新调整人与利润的优先次序，将跨国公司的权利重新分配给受其行为影响的社区以及其所雇佣工人的集体诉求。

竞优

国际贸易体系的相关机构应防止为吸引外国投资而放松监管，并牺牲工人、工人所在社区和环境为代价的态势，应促进基于平等权利推动标准的强化与协调统一。

措施

商品缓冲库存

建立多边缓冲库存制度，稳定基本商品价格

由于角色被定型为非多样化商品生产者，而且被贸易规则迫使依赖粮食进口，又缺乏资源抵御反覆的全球价格，南方生产国及消费国同样受到商品市场波动的冲击。就某些农产品而言，这种波动的后果可能意味着饥荒。一个围绕全球、区域及国家层面的多层次必需基本商品缓冲库存制度来规管商品市场的新框架，将有助稳定特定商品的全球价格及市场，同时为主权国家推行弹性的供给体制创造空间。这样的缓冲库存制度由一个或多个区域或全球层面的多边组织组建，将由平等捐款支持，并由专家机构管理，奉命监察市场、预测风险，以及设计和更新针对特定商品的干预战略。这个制度肩负减少价格剧烈波动和确保库存充足的双重使命，在全球或区域性价格快要飙升或暴跌之时，做好准备发出警报，呼吁各国采取联合措施稳定供求，并按需要出售或增购储备库存。主权发展之路是必然却艰巨的；一个减轻价格波动的全球缓冲库存制度，将有助于让此过程更为顺利，并提供一种仅靠「自由市场」无法实现的全球公益。

南方国家含量要求

要求南方国家内部及彼此间的生产及贸易订立最低配额，以促进和保障整个南方的工业生产能力

《华盛顿共识》诞生已有半个世纪，纵使其曾见证世界各国大力推进贸易自由化，但经济保护主义又再次流行起来。但推行新贸易政策的契机，在南北之间的分布并不均衡。北方发达国家漠视自己曾一手写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实行经济保护已成为普遍做法，但南方发展中国家却在打着“自由贸易”旗号的跨国企业利益挂帅下沦为弱势。随着北方国家重新采用当地含量要求来维持国内生产能力（例如美国的“选用国货(Buy American)”条款)，南方国家也大可集体抵制国际上对产业政策的限制，自行制定发展南方生产的自家要求。有别于北方国家的措施，南方国家或可在区域范围內或以泛南方措施形式界定其含量要求，使得就算个别国家在国内可能缺乏原有的生产网络或实施此类要求的议价能力，仍能互惠。 "选购南方”的要求，加上南方投资及生产俱乐部，将有助于建立以优质及价格相宜的产品优先满足区域需求的协调生产网络，发展多元工业化经济体，并应对贸易失衡的老问题。通过协调政府采购的当地含量和技术转让要求，南方国家可以推进工业化进程，同时为南方各地的产品创造持续需求，并将各国确定的社会及环境要求纳入经济政策，例如提高性少数群体和少数民族的经济参与度。协调的当地含量要求可以刺激国民经济，创造就业机会，并促进整个南方的绿色产业发展。

采购俱乐部

协调政府采购，务求以更公平价格购买北方商品

南方国家由于在全球体系中的非主导地位，不仅被迫以廉价出口其初级商品，而且还被迫以高价进口北方国家的产品，这样令国际收支平衡受限、公共预算紧绌，并助长了财政、生态及技术依赖的恶性循环。作为单独买家，南方国家必须接受不平等的条款及垄断价格；团结起来的买家们可以发挥集体影响力争取更公平的价格。正如北方国家在宣扬“自由市场”论述的同时，也为采购关键材料成立了买家俱乐部，南方的买家俱乐部也可降低从北方进口某些产品（如疫苗和其他救命药品以及绿色科技）的成本，方便人们取得必需品，并协助重新平衡贸易条件。虽然南方国家仍旧致力发展生产能力以减少依赖北方进口，但通过汇集政府采购的资源，南方国家可以集体增强购买能力，争取更好的采购条款，并在生产能力尚未成熟开发的商品领域下减轻卖家寡头垄断的影响。联合采购俱乐部还可同时划一技术规格及区域性的科学、技术、卫生和环境标准，从而推动工业化、振兴经济，及改善南方人民的生活质量。南方国家渴望不仅仅是北方产品的进口国。但在此之前，北方的产品理应公道定价。而南方采购俱乐部协助实现这一目标。

价值链协调

在战略领域及关键技术层面就产业政策进行区域协调

经过不计后果的快速全球化时期，国际合作的雄图已被扭曲成了一种国际竞争：原可携手互惠合作的比邻国家，却为了引进自由流动的外资而陷入竞争中。在这种背景下，协调生产的任务就让给了跨国企业，它们对于自身利润的追求多于其运营所在国的长期发展需要。对于南方国家而言，下场是资源错配、供应链冗余环节，以及继续臣服于外国资本的利益。协调各方则提供了另一条道路。南方国家可以共同协调跨国界的产业政策 — 划一投资、基建发展、出口管制等等多个方面的政策，释放规模效益，减少生产冗余，并确保有限的资源得以更有效地聚焦发挥作用。南方国家可以筹建国有企业或具战略意义的关键企业组成的区域网络，重点从事维持人类生活必需但目前受利润至上主导的关键行业，包括清洁能源、重要基础设施、医疗技术和粮食生产，以夺回对人民生存所需之生产过程的主权。这些企业继而可制定协调的行动计划，确保工业化的好处在整个区域得以公平分配，并公平地重新投资于传统上被低估的行业，例如护理行业。通过优先发展战略产业及关键供应链，这些协调努力可以减少对北方进口的依赖，确保区域生产网络充满活力和弹性，并推进公正的绿色转型。单独制定产业政策方针可能使发展沦为零和游戏；但通过协调生产力量，南方国家可以共享“一加一大于二的”的利益。

南方劳工委员会

建立一个跨国劳工委员会，以制止各方进行逐低竞争及捍卫南方劳工免受剥削

对于跨国企业来说，南方是一个提供近乎无限数量廉价、可剥削、可消耗工人的泉源。反抗这种剥削模式的英勇斗争处处遭受打压：要么直接干预、要么有系统地打击工人运动及其联盟政府，以及在新自由主义时代通过自由流动的全球资本的威力，迫使南方国家争夺其落户，引发工资及劳动标准每况愈下的恶性竞争，对各地工人均造成损害。在供应链全球化的时代，工人团体必须要跨越国界建设权力。当工人运动软弱、缺乏或松散时，南方国家或可协调建立能够协调他们的基础设施。新成立一个“南方劳工委员会”，作为由每个生产行业中的主要利益相关者，包括工人、雇主、受影响社区及国家政府代表组成，制定共同政策的论坛 — 在传统工会被削弱或无法轻易发挥作用的情况下允许某种形式的集体谈判。为促进工人跨越国界的团结，该委员会可以协调负责执行劳工标准的各国政府，制定界别最低工资及劳动标准。这样，南方工人就可以赚取足够报酬及跨国界的劳工保障，解决劳动市场基於性别及种族的悬殊待遇，结束竞相逐低的现象，团结一致与南方工人的贫困抗争。

南方贸易替代方案

协同退出有害的南北贸易及投资协定，并发展南南贸易的替代选项

对于南方国家而言，“自由贸易”协定已被证实与自由背道而驰。现代形式的不对等交易是建基于一个庞大而缠结不清的双边及多边贸易与投资协定网络，其设计并非为了促进互惠贸易，而是让南方经济体更容易被跨国企业利用。这些协议削弱了劳工、环境和卫生法规的力量，助长了南方国家尽露底线、竞相逐低争夺外国投资者的行为，同时限制了其自身调度资金流动、保障国内产业或促进国家发展的能力。要摆脱这些枷锁，南方国家可以协议此后共同拒绝签订含有某些有害条款的新贸易及投资协定，并协调退出或重新谈判现有的有害协定，利用集体力量争取更好的谈判条件，以及以“人多势众”抗衡对方进行单边报复的威胁。南方国家之间可以制定贸易及投资协定的替代模式，以取代目前繁琐的协定，并同时促进扩大南南经济交流，确保贸易是实现共同繁荣的手段，而非目的本身。这些替代协定能够彰显严格的劳工、环境及其他监管标准，设有明确及逐渐提升的下限，维护各国政府颁布产业政策和建立资本管制的权利，并深化区域贸易网络。通过在南南经济交流中制定更严格的标准，这些协定不仅可以成为推广一种新型贸易政策的范本，还加强南方国家重新谈判或取代现有协定的筹码。南南贸易及投资协定可取代搾压性的南北协定，有助结束逐底竞争，并点燃各国再闯高峰的新动力。

货币、债务与金融

全球化曾承诺建立一个不分肤色及地理位置、无阶级及无摩擦的世界经济。不受约束的融资将成为变革的推手。然而，古旧的殖民结构在今天的国际经济秩序中依然存在。在北方利益主导的影响下，国际金融体系从架构上使到南方经济体负债累累、资源枯竭，并维持着一个处于最有特权与最弱势经济体之间的货币阶级。在对借约条款几乎毫无控制权、向债权方几乎没有问责的情况下，南方各国仍然背负着难以承担的债务。试图摆脱这种特权架构即遭受经济胁迫、政治压力以及法律手段压制，或军事暴力的打击。不论是拒偿难以承受的主权债务，还是反对单方面实施胁迫措施，还是构建公正的国际税务制度，全面重建国际货币与金融体系都是共同繁荣的一个先决条件。

宗旨

货币多边主义

国际货币体系不赋予任何成员国过多特权，而是彰显各国有效的货币主权作为它们自决的先决条件，并将其货币组合为该体系的国际标准。

非从属财务关系

长期以来，北方金融主导南方发展的趋势应要逆转，调控跨国的资会流动，主张以有计划投资为主导，而非迁就自由流动外资的各样风险。

平权下的相互依存

所有国家对全球经济的回路实行集体控制，褫夺发达国家及其私营企业监控、扼杀共享金融基础架构并从其获利的多余权力。

追求富足而非紧缩

不强迫任何国家必须在照顾当国人民和公平获取资金之间作出抉择，以强大的社会计划支援所有国家、而非采用把为北方资金提供回报凌驾于南方人民福祉之上的惩罚性结构调整方案。

重新定义债务

无法偿还的主权债务将一笔勾销，不仅让南方国家摆脱不公义、不合法债务的持久负担，还将这一重担重新分配给对其邻国发展不足应负有最大历史责任的北方国家。

财政公义

在公开、公平和公正的原则基础上重建国际税务体系，将全球避税天堂诸岛改造成一个受共同监管的平台，将榨取得来的隐藏利润重新分配给被榨取的人民。

措施

南方支付系统

开发以南方为基础的多边支付系统，以替代北方掌控的全球经济架构

跨境支付绝大部分是经由设在北方国家及受其主导的机构促成的。这些通信、清算和结算系统具备全球经济架构的关键功能，变相赋予北方独特的结构性权力，过往曾以单方面胁迫措施将其武器化，侵犯了南方主权、窒碍了南方发展，并惩罚了那此敢於挑战全球阶级秩序的人。我们需要一个新的支付架构。基於主权平等及互不干预的原则的替代性区域或多边支付系统，将可在防止被地缘政治目的所利用下，促进跨境支付。目前这样一个系统已具雏形；金融通信、清算及结算的替代系统已在削弱北方支付系统的垄断地位。连接、扩展及强化这些系统将为完全取代北方为本的系统奠定基础，同时又不失集中化和规模化带来的优势。由南方创建及控制的支付系统，将消除被现有系统排斥的威胁，还为南南经济一体化的蓬勃发展建立所需的基础设施。将此基础设施数字化延伸至地方经济，可减低对现金依赖的高昂成本，并减轻在危机情况下（如对加沙地区的持续围困）的流动性问题，为最边缘化群体提供一条生命线。

替代货币

发展替代的记账单位及通用货币，撼动美元霸权

美元在全球货币体系中位居顶端。美元独有的结构性地位，加上其他北方货币发挥的辅助作用，使南方国家受制于波动的外国货币周期，限制了其推行独立货币政策的能力，并使它们更容易受到主导货币发行国单方面实施强制性措施的影响。虽然可以各自采取措施防范美元主导的某些影响，但要长远结束北方货币的霸权将需要南方国家在开发替代方案上携手合作。以现有当地货币或新的共同记账单位为区域贸易计价的协议、扩大使用特别提款权或其他多边替代货币，以及更进取地开发通用、可流通及商业使用的新货币 — 这些措施中的每一项都标志着去美元化的重要一步，当中有些经已成形。美元的霸主地位不会在没有挑战者的情况下被取代；尽管替代货币不可能一夜之间创造出来，但在区域及整个南方采取这些合作步骤，将有助削弱美元的独霸力量，及为稳定、主权及发展为导向的替代办法奠定基础。没有货币主权，就没有南方主权，而不开发具公信力的替代货币，就谈不上有货币主权。

多边信用评级

建立南方牵头的多边信用评级机构 (CRA)，以撼动主流 CRA的结构性力量

设于北方的主要私有信用评级机构拥有界定南方国家“信用度”的独一的且不民主的权力。因此批准或拒绝一宗融资机会（不论客户是否负担得起），都得依照毫无问责性可言的三巨头的一时之兴，而三巨头会根据北方资金的需要及由其榨取南方财富的贪婪欲望所界定的风险及价值来决定，甚至不惜牺牲长期稳定性及回报。能够挑战这种寡头垄断的替代方案是，一家或多家设在南方、在区域层面或联合国主持下成立的多边CRA，在共同繁荣及可持续发展的长期目标背景下评估“信用度”，抵消私人CRA主要依据推测和顺周期的评级倾向，使信用评核及项目发展的时间表保持一致，消除从架构上对发展中国家及国家主导的主权发展道路的偏见，并将气候及社会需要因素纳入对于信用风险的计算。虽然仅是多边南方CRA本身不足以取代现有的主要CRA, 但采用替代评估准则将可削弱主要CRA将“信用度”武器化举措的影响，并为主权发展项目依据南方条件融资开辟路径。

债务国俱乐部

成立债务国俱乐部从而加强集体谈判能力，重新谈判借贷和偿还主权债务的条款

目前，南方国家面临着日益加深的债务危机，又一个“失去的十年”即将到来。在这些因素的共同影响之下，南方国家目前偿还债务的支出已超越其获得的发展援助金额。这个债务负担是不会自动解除；相反，它必须被各国共同拒绝。个别国家勇敢地拒付恶意债务，但孤军奋战会使打前阵的国家容易遭受报复。正如债权国已成立共同机构来加强其对债务国的影响，债务国也可同样联手减轻遭受针对性报复的风险，改变主权债务国及债权国之间的权力平衡。有人说过：“如果你欠银行一百万元，银行可以支配你。如果你欠银行一亿元，你可以支配银行。” 债务国俱乐部就是将这个逻辑应用于全球层面。通过共享信息、统一谈判立场及威胁一致违约，各债务国俱乐部不仅可以争取更好的债务重组条件，还有助推动实现南方设立独立常设主权债务解决机制的需求目标，并改变南北之间在贸易及技术各领域的更广泛的力量平衡。

税收框架

协调整个南方的税制从而防范避税、逃税及竞相逐低的恶性循环

避税和逃税每年造成几万亿美元的损失。由北方资本设计并为其服务的全球税务体系支离破碎，导致南方财富被挪移至隐形金库，而吸引流动资金的竞争助长了税率竞相逐低的现象，侵蚀了全球的公共收入。北方是大多数避税逃税企业、辅助它们的法律及金融机构网络，以及许多最有害的保密和低税管辖区的所在地。能够左右全球税务政策的影响力仍然集中在富裕国家俱乐部的手里，它们正阻挠寻求将全球税收协调机制民主化的努力。由南方牵头的、旨在掌握税务政策主导权及通过联合国系统建立公平和全球适用的替代方案的举措，是非常有用的。目前由非洲集团牵头推动的《框架公约》，有望建立一个更全面的新税务制度，在此制度之下发展中国家将享有平等地位及充分参与的权利。除了这些举措之外，南方国家还可以通过加强信息共享来识别并打击避税行为、建立记录实益所有权的多边登记来追查隐蔽财富、制定区域及国际协议来标准化税务政策、协调有过重要经济参与的所有司法管辖区的税收机制，并统一最低税率，从而逐步建立公正的税制。

南方开发银行

建立蓬勃发展的南方开发银行生态系统及提供流动性供给协定以替代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不应改革布雷顿森林机构，必须替换它。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利用它们在全球经济架构中的特殊地位，将其北方支持国的意志强加于南方经济体。负债、紧缩、私有化、放松管制 — 这些北方主导的机构的垄断式统治为整个南方带来了数十载的破坏。虽然改革这些机构的管理方式的措施是值得的，但在真正的替代方法出现前，北方资本的利益将继续独占鳌头。这种替代性南方开发银行体系、对换额度和储备协定的种子已经播下：例如，新开发银行的诞生不论对于金砖五国，还是对其发展融资项目旨在振兴的南方国家，都是向前迈进了历史性一步。但这些举措在范围及从资源上仍受到限制。要建构布雷顿森林机构的真正替代方案 — 建基于经济主权及相互合作的替代方案，南方主导提供发展融资和流动性的多边机构必须倍增，并且去除北方机构旧有的附加条件，以及与北方资本的需要划清界线。为IMF和世界银行构建有公信力的替代体系将需要各南方国家进行巨额财政捐助，但这些捐款将带来无处可寻的投资回报，即结束世界银行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单一主导地位。

主权汇款服务

建立一个公共多边机构，以低成本及安全的方式促进汇款流动

每年，数千亿计的美元以汇款形式从北方向南方流动。由从南方家园背井离乡、经常被北方雇主当作廉价劳工剥削的移民辛勤赚取的全球汇款资金流如今已是外国“援助”金额的三倍。这些资金在许多情况下在其本国经济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然而，南方经济体的这条命脉却流经不可靠的管道。汇票、现金转账、电子转账这些促进汇款流动的功能，是由设在北方的私营金融机构主理。这些机构既收取高昂的费用，又与北方大国通力合作，将全球金融武器化。不过，公共的南方汇款机构可以提供另一种选择。为公共利益而非私人利润行事的南方多边机构能够以很低费用或免费促进汇款流动，通过公众捐款提供资金，并受惠于任何其他国内机构都不能达到的规模。这样的机构可能仍要遵从汇款输出国的金融法规，但同时可以设法避免过度遵从该国的制裁政策。这种过度遵从如今困扰着北方机构，让他们担心触犯强制措施而危及利润。汇款不是一种边缘金融活动，而是许多南方经济体的核心组成部分，可能是实现社会各界更投入及更公平地参与经济活动的关键。一个多边的南方汇款机构将可把让南方人民掌控这一南方活动。

技术、创新与教育

知识是人类繁荣进步的动力。然而，在当前这个由垄断势力和跨国企业集团所主导的时代，知识的产生、传播和应用正受到“知识产权”制度和保密协议的束缚。这种状况造成了一个不公的现象：全球共同创造的知识成果所带来的创新能力和经济利益，被不公平地集中在少数北方国家（发达国家）的手中。南方国家亟需构建自身的知识生产和技术创新体系，旨在提升社会福祉和增进生态健康。通过集体协作，南方国家可以跨越知识产权法和商业机密所设置的障碍，推动新兴与关键技术自由跨境交流，实施宏大的全民公共教育及扫盲计划。同时，建立公共资助的研究与培训机构，并共享这些机构的研究成果，以此营造一个促进公共和地球福祉的创新环境。

目标

知识的去殖民化

我们必须重塑知识生产体系，推动其向共享和均衡发展方向转变。这将有助于扭转南方人才流失至北方机构的趋势，构建坚强而健全的本土知识生态系统，培育而非抑制本土知识形态的发展。

创新的民主化

推动技术创新的工具应被所有国家和人民所拥有，而非受知识产权制度的不当限制。该制度不仅过度集中了创新能力，还曲解了创新目标的优先事项，导致了致命的后果。

数据团结

国际科学界的各个机构应当促进更广泛的国际合作，将各国、各大学与各国民众联络起来，共享跨境研究成果，而不应以国家安全或私人利益为由设置限制。

技术主权

所有国家都应确保自身的技术主权，这不仅是自主决策的基础，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同时也是在武器化相互依存时代管理地缘政治风险的重要手段。

生态和谐

追求创新决不能以地球及其生物圈为代价，而是要使技术开发、应用和管理系统与所有国家和人民共享的生态系统和谐共存。

措施

研究与开发

打破企业对关键知识的垄断，协调发展南方的替代性方案。

技术拥有解放人类的巨大潜力。然而，时至今日，新冠疫情和持续的气候危机清晰地展示了这一点：那些能够推动发展和拯救生命的技术，如今却被囤积，服务于对私人利润的追求。以激励创新为名，国际知识产权法具体体现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世界贸易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以及多个区域和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实际上将获取关键技术的机会划分给了有能力支付高昂垄断价格的国家和个人，而那些无力承担这些费用的国家和个人则被排除在外。当这些技术被应用于应对全球危机时，受损的可不仅仅是南方国家。为了实现知识的去殖民化，必须改革现行的知识产权制度。南方国家可以通过集体行动，呼吁改革，并协调退出关键的法律限制，如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中的专利合作条约，以推动这一目标的实现。作为对北方垄断的回应，南方国家可以通过合作，集中资源和能力，开发符合公共利益的关键技术，包括药品、医疗设备、绿色技术、灾害预防技术，以及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可以成立一个或多个南方多边关键技术组织，识别需要公开的知识领域，投资开发满足南方需求的替代方案，制定协调政策，防止有害商业秘密的保留，并激励技术从北方向南方的转移，设计机制以促进技术的公开、传播和利益共享。南方国家可以共同抵制关键技术的囤积，确保创新服务于人类解放而非企业利润。

公共数字基础设施

共同发展公共数字基础设施，对抗跨国公司的垄断。

在21世纪，数字基础设施对于经济的重要性堪比物理基础设施在20世纪的重要性。如今，软件、硬件和数据中心的补充，使得道路、桥梁、管道和电力线等公共资源变得不可或缺。然而，这些资源目前大多由北方的少数企业巨头掌控。这不仅导致了高昂的成本，也使得南方国家依赖于北方的数字基础设施，容易受到北方干预，进一步加剧了技术发展的依赖性。虽然单个国家开发替代性基础设施可能成本过高，但通过协调合作，可以实现规模经济，减少冗余，并分摊成本。南方的公共数字基础设施应属于公众并实行多方管理，在可行的情况下采用开源模式。这不仅有助于分摊所需的巨额投资成本，还能确保有足够的处理能力、存储及其他计算服务的可用性。此外，它能够为巴勒斯坦等被占领地区的居民提供网络连接的安全保障，使其免受来自北方的压迫。同时，南方可以通过一系列综合措施来促进数据团结，比如为了公共研究和共同利益而共享数据，而非仅仅出于盈利目的进行数据监控。个人自由与集体福祉息息相关，而集体的福祉可通过合理的数据监管、治理和共享来实现。例如，匿名化的健康数据可用于帮助应对疫情和其他全球卫生紧急情况。正如将实体基础设施交给北方跨国公司的寡头垄断会威胁到南方国家的独立性一样，南方的数字基础设施也不应成为北方私营企业的掌控对象。争取主权的努力必须包含对数字主权的追求。

认证与培训

建立一个覆盖整个南方地区的国际劳动力认证与培训体系，包括标准化的资格认证、研究网络、带薪实习制度、劳动力培训中心，以及为小型创业者的公共资金支持机制。

尽管人才本身无国界，但南方在教育提升和工业发展方面仍面临着诸多限制。由于本地缺乏高质量的教育和就业机会，许多技术工人和学者不得不移居北方，以获得更具权威的认证，然而一旦离开，他们往往难以回归，无法为祖国的发展作出贡献。通过创建一个服务于南方国家的认证、资质与培训框架，可以简化资质和职业证书的互认，提升南方教育机构在全球的公信力，激励技能发展，并吸引对南方教育机构和经济实体的投资（特别是关注女性和弱势群体）。此外，这一框架还有助于构建南南研究网络，整合研究资源，协调研究议程，共享研究成果，确保这些成果惠及大众，而非仅服务于私人利益。与此同时，该框架还应设立劳动力培训中心，使南方各国的技术工人能够在特定领域（如医疗保健、清洁能源、生态农业和建筑业）进行互相培训，旨在通过知识传授，促进工业化程度较低国家的经济增长。通过建立这样的教育与培训网络，不仅能推动整个南方地区的发展，还能减少技术工人和学者的流失，投资可替代占据主导地位的北方机构的本土解决方案，形成南方为南方人民建设、服务，并造福于南方的教育模式，从而有效对抗主导的北方机构。

卫生监管机构

为拯救生命并减少对北方卫生机构的依赖，南方迫切需要建立一个健康与生物安全监管机构。

制定和评估食品、药品、作物及其他生物化学产品的健康标准是公共卫生与技术创新的核心职能。然而，高昂的研发成本、规模效益的局限性以及既得利益集团的影响，使全球健康监管的主导权几乎完全掌握在北方手中，导致激励机制扭曲，并加剧了南方的不公平待遇。虽然单个南方国家可能因预算和能力受限而面临发展挑战，但通过集体协作，南方国家可以建立一个跨国健康与生物安全监管机构，从而实现共同利益。此类机构或区域性监管网络能够通过资源整合、能力共享和标准协调，确保健康与安全评估的规模和质量满足大众需求。该机构将汇聚多方知识、技能和资源，制定涵盖不同行业及供应链各环节的职业和公共健康标准、协议及法规，覆盖从资源开采、生产、消费到废弃处理的每一个环节。此外，该机构还将促进对关键医疗和健康技术的共同投资与创新，以及这些技术的生产与推广，以此来保护和促进南方地区婴儿、儿童、母亲、性别少数群体、老年人及残疾人士的福祉。因此，一个联合卫生监管机构将确保南方人民及其生态环境的安全，同时促进南方生物技术的发展。这不仅是为了拯救生命，也是推动主权发展意愿的一部分，更是打破现有全球等级体系的关键步骤。

可持续创新孵化器

孵化器用于管理多边联合基金，提供贷款、补助与补贴，以支持新兴生态可持续技术的研究与实施。

当今的技术创新前景，已超越了过去所能想象的可能性边界。然而，这些创新及其控制权和所带来的利益却集中在北方少数几家企业手中，这抑制了南方地区知识生产与发展的潜力。在全球知识生产领域（如人工智能和清洁能源）的北方垄断加剧了南方国家的生态危机，同时又对南方国家有效应对这类危机的能力加以限制。为了恢复知识生产主权，南方国家应当建立一个联合基金，用于推动科研、落实创新技术，从而在带动人类发展的同时实现生态重建和可持续。此类基金将为南方各国的新兴技术研究人员和制造商提供补助、贷款和奖金，旨在研究和实施在减缓气候变化、适应和促进生态恢复领域卓有成效的战略。通过促进本土知识生产和可持续技术发展，南方国家可以在集体行使主权的同时免遭气候危机的影响：使用非殖民化的手段实现零碳化。

治理、多边主义与国际法

现有的国际秩序与其声称维护的普遍和平等原则背道而驰。联合国过去奉行主权平等的原则，但如今的多边主义体系却将权力集中在北方国家手中，这些国家滥用否决权及军事力量，从而使得国家法宗旨逐渐失去效力。南方国家可以也必须集体行动，重建多边体系，恢复《联合国宪章》中载明的原则，通过施加集体影响力，推动国际组织的民主改革，同时建立替代机构，强化南方国家在应对外国侵略时的主权复原力。

目标

主权平等

全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应当建立在充分尊重各国主权平等和各民族自主权的基础之上，这是取得社会发展、促进今人乃至子孙后代和平的先决条件。

司法完整性

国际法体系应当在平等和普遍的基础上蓬勃发展，不应有任何国家享有例外、特权或豁免。使用国际法时应当本着严格公正的原则，从而推动世界发展、各民族和平共处。

民主化多边主义

全球经济治理机构需要依赖各国在解决世界经济问题方面充分而有效地参与，也需要在寻求解决方案时保障各国平等的发言权和投票权。

对话与外交

帝国好战的特性由对话与外交的实践和原则所遏制，世界掀起了一场全新的去殖民化、裁军和非军事化国际运动，淹没了战争的浩大声势。

南方国家团结一致

南方国家再次确定共同利益和共同命运，团结一致，旨在实现和平、正义和发展的共同梦想，从而造福各国人民。

措施

摒弃投资者与国家争端解决机制（ISDS）

协调退出投资者与国家争端解决机制，并制定一项替代条约来约束跨国企业的行为。

ISDS机制是当代最纯粹的新殖民主义形式之一，以牺牲国家主权、生态福祉和人类需求为代价，维护跨国资本的利益。即便是北方国家也已逐渐意识到此机制准则的危害，故而选择摆脱其所带来的负担。然而，一如往常，南方国家并不能享受到同等的自由。若干先驱政府终止或重新谈判贸易和投资条约，这表明存在单方面退出ISDS机制的可能性。然而，鉴于法律报应和市场准则，单方面采取行动会使这些先驱国家容易遭到制裁。通过私下协议或多边退出协议，协调退出机制的时机则可以保护每个国家免遭报复，同时最大程度地对即将失效的体系造成打击。南方国家摆脱ISDS负担之后，会制定一个全新的、有约束力的替代条约，用以规范跨国企业的行为，其中很多国家已经在联合国机制内朝着这个目标努力。新协议将扭转ISDS机制错误的“利润大于主权”的逻辑，禁止过度追求利润，确立主权决策的首要地位，促使企业利益服从于人类和地球的长期福祉。

统一裁军议程

借助南方国家的集体影响力推动全球裁军议程。

全球军备竞赛已然失控，为此每年消耗了过度的人力、财力和生态资源，最终却并没有赢家。为了不顾一切地防卫北方国家压倒性的主导地位和果断的暴力，南方各国又强化了其军事化行动。南方可以并且应该在内部构建一个和平区；但它不能单方面解除武装。相反，南方国家应尽一切可能同心协力，和平推进全球裁军议程。《联合国宪章》第26条规定“尽量减少把世界人力和经济资源用于军备”，并将军备管制作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重要职责；但这一规定却在很多场合（包括最近发生的加沙袭击）中遭到藐视。为了应对持续进行的军备竞赛，担任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南方国家可团结一致，将第26条重新纳入安理会的工作重点，并且向常任理事国施压，要求它们履行相应义务。进入统一的裁军议程将有可能推动相互削减核武库，公平执行对集束弹、白磷弹等无差别攻击武器的禁令，以及制定防止外太空军事化的条例。实现全球非军事化这样的愿望可能很遥远，但这是实现任何真正的议程，建立更加公平、富裕、和平的世界秩序的所依赖的希望。

南方法律体系

协调法律能力和干预措施，维护改革国际法律。

“任何国家都不得凌驾于法律之上”，这是老生常谈也是崇高的愿望，但这却不是当今国际法律体系的现实状况。少数强大的北方国家及其利益相关国、同盟国虽鼓吹秩序要基于国际规则之上，但却违法国际法而不受惩罚。不过，正如最近发生的事件所表明的那样，南方国家可以进行干预，要求追究责任。南方国家可以积极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并提高法律能力，进行强有力的、系统化的法律干预，而不是在极端情况下采取临时措施。与法律培训机构加强合作培养人力资本，结束对北方国家律师的依赖；在南方主权受到侵犯的情况下汇集各方资源和能力，并协调法律干预措施；建立一套用利用现有的论坛就可以让北方国家为其恣意违反国际法的行为承担责任的永久的多边法律制度。虽然上述措施不能根除北方国家的有罪不罚现象，但只要南方国家团结一致，就有可能揭露北方国家恣意违反国际法律的行径，并在一定程度上追究亟需的责任。

为民主化而不服从

巩固南方国家表决阵营，要求多边论坛民主化。

世界上绝大多数公民来自南方国家，但改变这个世界的体系却由少数几个北方国家政府主导。虽然北方国家宣扬民主决策和基于规则的秩序，但规则却是在北方国家制定的，为其服务。然而，南方国家之间的分裂却加剧了这种发言权和表决权的不平等。正如历史所证明的那样，即使在在不公平的环境中，南方国家依然可以发挥自己的力量，但前提是要团结一致。重振联合国77国集团等现有论坛，巩固能够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中阻止北方国家议程的更加坚定的表决阵营，为联合国安理会南方成员国制定团结一致的协议，使其仅代表南方国家的共识行事，同心协力抵制安理会违反全球共识的决议。如果南方各国能团结起来，不仅能从当今全球治理论坛收获更多成果，还可以发挥集体力量，要求实现这些机构本身的民主化。虽然南方国家的利益并非一致，但他们都希望能建立一个全球治理不被少数国家所篡夺，而是代表了全球多数国家的需求的世界。

南方社会保护基金

建立基金弥合南方国家社会保护融资缺口：维护国际安定，普及社会保护。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ICESCR）是在非殖民化进程中经南方国家外交斡旋谈判达成的。公约要求所有国家必须保护其人民免受极端贫困和社会动荡之苦，并确保所有人过上有尊严的生活。然而，殖民主义的遗留问题却让许多南方国家处于资源匮乏的状态，履行这些承诺的能力有限。ICESCR 第2条承认了这一历史性的不公正现象，并授权开展国际合作，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物资和技术援助。这项条款赋予南方国家权力，不仅可以要求发展贷款，还可以获得应享权利。这一义务在很大程度上仍被北方国家所忽视，许多富裕国家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远远低于其在1970年承诺的水平。建立南方社会保护基金，通过向南方国家提供可预测的多年期财政支持，落实第2条的精神。该基金将帮助南方国家建立并维持全国统一的社会保护最低标准，确保人民获得基本收入保障、养老金、生育津贴、儿童津贴和医疗保健等福利。该基金将依靠“全球南方”成员国的丰富资源，为保护工作提供专项资金，从而产生跨国效益。真正民主的治理结构和独立管理将激励南方国家的广泛参与。通过国际合作与团结，南方基金将提供路径来修复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造成的破坏，包括支持重建受破坏的领土（如现在的加沙地带），为南方国家提供广阔的财政空间和所需资源，以向其人民提供社会保护。

协调普遍管辖权

支持协调使用普遍管辖权，追究灭绝种族罪和其他危害人类罪的犯罪者责任。

尽管国际法律体系对伸张正义做出了华丽的承诺，但其仍然无力追究强国及其盟友对严重违反国际法行为的责任。结构性偏见仍然普遍存在于其机构、程序和机制中。即使国际法律机构做出了有利于南方国家的裁决，但国际法律执行机制仍无法阻止北方国家庇护自己及其盟友——国际刑事法院对巴勒斯坦境内正在进行的种族灭绝的最新裁决就证明了这一点。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和国防部长约阿夫·加兰特（Yoav Gallant）发出的逮捕令不了了之，阻止以色列进攻的行动也无济于事。普遍管辖权是一项法律原则，南方国家可以利用其解决国际法律秩序中的司法空白问题，将危害人类、种族灭绝和严重违反《日内瓦公约》的罪犯就地正法。一些国家政府已经声明，可以单方面行使普遍管辖权，起诉违反国际法者，确保所有违法者都受到法律制裁，无论其政治权力或地理位置如何。然而，单打独斗会使这些国家面临政治压力、经济报复和外交孤立的局面。南方国家在行使普遍管辖权的过程中采取相互协调和多边战略有助于扩大影响力，同时保护自身免遭报复。在近期巴勒斯坦、苏丹和刚果等涉及严重侵犯基本权利的案件中，这一举措尤为重要。通过集体努力行使普遍管辖权以超越国际法的限制（国际法仍然受到地缘政治利益的阻碍），南方国家可以切实地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和其他反抗殖民国家的人民。

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