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2月25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正式宣布中国最终消除农村绝对贫困。由于中国农村绝对贫困的标准高于世界银行的赤贫标准（王萍萍等，2006），因此，中国实现消除农村绝对贫困的时间滞后于世界银行的估算。据世界银行按照每人每天1.9美元的贫困标准计算，1981年中国的贫困人口为8.78亿，贫困发生率是88.3%，到2015年，中国在此标准下的贫困人口下降到970万，贫困发生率为0.7%。（世界银行数据库）。

一般认为，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是减贫的两个重要的机制。安德森在1964年基于美国的贫困问题，提出了经济增长是美国贫困减少的重要原因的观点（Anderson，1964）。但是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如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在过去二十多年中不同程度地实现了比较高的经济增长，但是减贫的成绩并不显著的案例显示了经济增长只是减贫的基本条件，要想实现减贫，经济增长必须具备益贫性。（Asian Development Bank,1999）二是在实现经济增长以后，不平等将会不断出现，这是处于发展中的国家以及很多中等收入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不平等程度的扩大直接导致相对贫困的恶化，中国在进入到本世纪以来开始经历这样的过程。就减贫而言，中国在新世纪之前主要面对的是经济增长如何惠及穷人，而到了新世纪以来面对不平等的挑战则日益突出。这两个方面的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贫困治理和减贫战略于政策的变化。

有关中国减贫的观点有两个方面的倾向，一种倾向认为中国的发展与减贫是中国融入全球化过程中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经济转型的案例；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实现了发展与减贫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特殊发展案例。(李小云等，2019)本文在此主要将从以下三个方面介绍和分析中国的减贫过程以及其中核心要素及其相应的全球意义。

— 如何认识1978年之前的发展对于减贫的作用？

1978年之前，中国的发展对于减贫的作用由三个方面。一是缓解了饥饿型贫困；二是缓解多维度的贫困，如教育、卫生、基础设施以及性别平等等方面；三是为经济的增长提供了重要的人力和物质的基础。也就是说，中国在50年代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并没有直接聚焦贫困群体的收入，个体福利的提升也比较缓慢，国家社会发展的目标主要体现在普惠性的社会服务方面（李小云等，2020）。值得注意的是大量针对中国贫困的研究往往忽视改革开放之前的发展与减贫的关系，实际上，贫困的变化是社会经济转型变化的组成部分，贫困的发生和减少都不可能在一个时间段内突然发生，中国大规模的减贫也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李小云等，2019）

五十年代初，中国的人均寿命为35岁，同期美国和欧洲的人均寿命分别为68岁和63.68岁。1952年，全国人口为5.75亿，粮食总产量为16392万吨，人均粮食占有量只有285公斤。1950年，中国政府开始土地改革之前，中国54.8%耕地主要集中在14.5%的富裕农民手中，占中国农民比例百分之85.5%的贫困群体只占有不到50%的耕地。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分配的不公平被认为是中国长期处于贫困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郭德宏，1993）土地改革之后，92.1%贫农、中农拥有了自己的土地。1949年-1957年中国的粮食产量从11318万吨增加到19505万吨，粮食单产从1035公斤/公顷增加到1463公斤/公顷。（国家农业部，1989）土地制度一直都是贫困研究的关注点，一般来说，Keith Griffin等人提出再分配土地改革从打破土地集中和土地垄断入手，最大程度上兼顾了经济效率和社会公正，有助于缓解农村的贫困状况。（Griffin et al,2002）James Putzel基于不同类型的土地再分配改革的国家经验分析，提出了“伴随着国家的推动和支持，以土地改革为代表的再分配改革将为真正的惠及穷人做出贡献”的观点。（Putzel,2000）很多发展中国家如菲律宾，由于土地制度的高度不公平导致了缓解贫困的巨大困难。实践表明，凡是以不同形式完成土地改革的国家，减少贫困的业绩都十分显著，日本、韩国和我国的台湾地区在50年代开始的土地改革均对贫困的缓解和最终消除绝对贫困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张桂林,1994）中国在50年代的土地改革一方面具有直接的减贫作用，可以看作是制度性减贫的重要政策；同时，土地制度的变革提供了公平的社会基础。

中国在50年代以后所采取的现代化的国家建设路径，其主要目标就是消除贫困。在这样的战略下，中国开始从教育、医疗卫生、科学技术、基础设施等诸多方面对中国的经济结构进行改造。中国的文盲率从1949年的80%下降到1978年的22%，(国家统计局，1979)中国的农田灌溉面积由1952年的1995.9万公顷增加到1978年的4500.3万公顷，中国的化肥施用量由1952年的7.8万吨增加到1978年的884万吨。按照联合国粮农组织确定的年人均粮食400公斤为粮食安全标准，到1978年为止，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超过了300公斤，虽未达到人均400公斤的标准，但已有了明显改善（李小云等，2020）。

实际上，农村改革所激发出的农民生产积极性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改革开放之前长期的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方面，如灌溉、农业机械、化肥特别是农业科技方面的投入。1978年，全国灌溉面积达到耕地面积的45%，改革开放以后直到现在，中国耕地的灌溉面积仍未有很大程度的提高。

1978年之前对于中国整体发展与减贫的另一个重要的影响就是发展的起始条件的公平性。1978年前后，全国基尼系数为0.318，（UNDP,2016）中国农村的基尼系数大致在0.212左右，（国家统计局，2001）这显示了当时中国社会收入分配的公平性。收入分配的格局与经济增长存在着复杂的关系，一般说来，收入差距通过四个机制影响经济增长，第一种观点认为平等的收入分配能更好促进不同水平技能拥有者的分工协作，从而促进经济增长。（Fishman & Simhon，2002）第二种观点基于信贷市场的不完美假设，认为收入不平等通过影响职业选择而影响增长，贫困群体很难得到需要高投资的职业。（Banerjee & Newman，1993）第三种观点从政治经济角度出发，认为收入差距通过政府税收和财政支出进行再分配，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Persson & Tabellini）第四种观点从消费需求的角度，指出需求使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降低居民消费需求，从而制约了经济增长。（Murphy et al,1989）由此可见，中国在1978年之前的一系列政策虽然从经济效率的角度衡量存在许多重大的失误，但是这一系列政策所造成的相对公平的社会分配格局则为改革开放之后的高速经济增长和大规模减贫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基础。协调收入分配和减贫的关系是很多发展中国家进入到社会转型之后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对很多南亚国家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而言，这些国家在减贫中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贫困发生率很高，但同时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性也很高。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在1.9美元国际贫困线下的贫困发生率从1990年的54.9%仅仅缓慢地下降到2015年的42.3%，（UNDP，2019/2008/2000）仍然面临巨大的减贫压力。同期，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基尼系数几乎在0.4%至0.5%之间高位徘徊，收入分配不平等极大地影响了减贫的成效，其收入分配不平等情况仅好于拉丁美洲。（UN，2019）

二、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经历的农业发展、工业化与城市化三个方面共同构成了中国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的主要内容。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不同的历史阶段形成了不同的的减贫机制，这些机制之间存在着有机的衔接，从而形成了一个连续的可持续的减贫机制体系。

1978年之前的非收入性维度贫困的缓解，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社会公平的条件，都形成了1978年之后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基础，这同时也是在经济增长的推动下，贫困群体相对公平地受益于经济增长，从而摆脱贫困的基础。这是中国减贫机制的第一个机制。

1978年之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开始释放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78年-1985年，中国的农业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推动下进入到了农业的超常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中国农业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6.9%，（黄季焜,2018）与此同时，这个阶段也是中国农民人均年收入增长最快的阶段。从表1可以看出，1978年-1984年，中国农民人均年收入增长率为16.2%，，1978年-1984年，中国的农业增长和农民收入增长与不同时期相比都维持在比较高的水平。（黄季焜，2008）

从经济社会结构的特点来看，1978年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中国人口主要以农民为主，1978年中国城市化率仅为17.9%，而农民收入也主要以农业经营为主，同时从国民经济的角度来看，农业贡献了35%以上的GDP。就农业的发展而言，改革开放初期农业的超常规增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围绕粮食生产的种植业的高速发展，中国粮食总产量在1978年-1985年之间从30477万吨增长到37911万吨，人均粮食拥有量从317公斤到358公斤，1978年以后中国正式跨越人均粮食占有量300公斤。二是养殖业的高速增长。种植业和养殖业是中国小农的主要产业，也是他们家庭生计的主要来源。1978年之后中国的经济增长首先从农业发展开始的特点具有十分重要的减贫意义。Martin Ravallion与陈少华的研究认为，农业部门的经济增长是提高穷人收入的主要贡献因素，农业部门经济增长对贫困人口生计的影响是工业或服务业部门增长的四倍。(Ravallion,2009)1978年的改革开放政策有效地利用了1978年之前在农业发展领域所奠定的物质基础和人力资源基础，成为了中国减贫机制的第二个对接点。农业发展与减贫之间的关系并不总是取决于农业的增长或者农业人口的数量，农业发展能否有效减贫还取决于人口增长这个变量。1978年以来，人口一直都维持在不到2%的增长率，这在客观上导致了中国农业的净增长率很高。农业的高的净增长率有两个直接效应，一是导致人均产出的增加，二是产生了剩余。很多南亚国家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在结构调整之后，一直都取得了比较好的农业发展的业绩。虽然这些国家没有能够在较长一段时间维持像中国这么高的农业增长率，但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在过去十多年中，基本维持了3.5%-4%之间的农业增长率，这一增长率实际上与中国的常规农业增长率是很相近的，但是这些国家的人口增长率太高，有的国家人口增长率达到了3%。所以农业净增长率相对偏低，这也部分解释了这些国家农业增长未能有效缓解贫困的原因（Li et al,2013）。

1986年以后，中国农业从超常规增长进入到常规增长阶段,农业增长农民收入增长开始放缓。农业超常规增长所带动的农民收入的超常规增长所形成的减贫机制的作用开始下降。1986年以后，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新的转折，在前期农业高速发展的推动下，农业的剩余资本迅速转向曾经以社队企业为主要形式的乡镇企业，农村工业迅速吸纳农业的剩余和原材料以及劳动力，构成了中国继续推进减贫的新的动力机制。1986年以后，农民的非农收入逐年提高。80年代末期以后，乡镇企业的发展出现了瓶颈，乡镇企业对于农民收入的贡献也开始受到了影响。在此基础之上，中国开始大规模的吸引外资，在外资的推动下，中国形成了以发达地区和沿海地区为主要基地的数量庞大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化基地，以此诱发了中国农村劳动力大规模的跨区域流动。90年代末期到本世纪初，中国每年大约有1.21亿流动人口，截止到2012年，中国农民工资性收入达到3447.46元，占农民人均纯收入6977.4元的43.5%。在工业化的推动下，中国的城市化速度也逐渐加快。中国的城市化从1978年的17.9%增长到2019年的60.6%，中国大约有将近3亿农村人口永久地离开了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对减贫产生两方面的影响，第一个方面是，工业是高报酬的行业，城市是高福利的空间。农村人口进入到工业和城市意味着收入和福利的提升，因此，工业化和城市化具有直接减贫的作用。如果没有工业化和城市化，中国的减贫有可能只停留在农业超常规增长所带来的减贫水平上，不大可能产生截止到目前为止所取得的大规模减贫的成绩。第二个方面是，农村人口的大幅度下降也意味着留在农村的人口继续从事农业的劳动生产率的相对提升。乡镇企业和农村工业化将中国的农业发展与工业化和城市化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使得中国的发展模式呈现出了十分明显的内源性发展的特点，即中国经济的增长点始终都围绕着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与此同时，中国的减贫机制又有机地与中国经济的结构和经济社会的转型相一致。从农业发展到城市化的过程，始终都与农民的收入增加和福利改善密切相关，这构成了中国的益贫性经济增长的模式。国内外的学者对于中国的农业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对贫困的贡献，研究很多。主要的结论都是比较一致的，有观点指出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大规模减贫的推动因素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是高速经济增长和扶贫开发双重推力共同作用的结果，不仅为全球反贫困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也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汪三贵，2008）还有观点认为在20世纪80—90年代针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减贫的可持续性的问题曾有很多的质疑，进入21世纪后，经济增长对减贫的作用虽开始下降，但随着普惠性社会保障性制度的推进，中国的发展由过去相对倾向于穷人的模式，正在逐渐形成包容性的发展模式，国际领域开始重视这种发展经验，广大发展中国家也纷纷开始学习中国的发展与减贫经验;（林毅夫，2012） 另外还出现了很多关于“中国模式”论述和倡导，有研究认为对很多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来说，采用西方模式并没有因此得到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民主政治的稳定运作，那么中国模式的意义在于其到底是否能够成为有别于其他所有现代化模式的一个替代模式，中国模式也因此对发展中国家具有了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郑永年，2009）国际学术界也还存在着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发展道路的独特性成为与后殖民主义时期其他现有的经验不同的理念和新的发展援助的来源。（Beyond，2008）

不同时期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益贫性机制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减贫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意义。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如希望实现可持续的减贫就需要在经济社会转型的不同阶段之间，建立起有利于减贫的联系，这样才不会造成经济发展与减贫的脱钩。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在过去十多年中维持了比较高的经济增长率，2010年GDP为5.575%，尽管在2016年因全球经济下行回落到十年以来最低点1.6%，但从2010年至2018年平均GDP增长为3.32%。（世界银行数据库）然而，撒哈拉以南非洲在同期贫困发生率的下降速度并非令人满意。这些国家经济发展与减贫的重要问题是，经济增长的结构与减贫之间是脱钩的，（Li,2013）例如在很多非洲国家过去十多年中，经济增长最快的部门是交通、通讯以及矿业开发等，这些领域主要集中在技术密集和资本密集行业。经济增长与减贫脱节的核心是，经济增长没有能够植根于这些国家基本的社会经济特点，不仅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看是这样的，就农业发展的角度看也存在同样的趋势。大部分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在过去十多年农业的增长主要得益于种植面积的扩大，而不是单位土地面积产量的提升，这意味着农业增长并没有建立在生产力增长的基础之上。在很多非洲国家的结构调整以后，经历了农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在最近十年中纷纷将农业的发展放在国家发展和减贫的重要议程中。但是，很多国家的农业发展又缺乏对接农业发展的工业化，因此农业发展的减贫业绩一则不能够进一步提升，二也无法可持续。Paul Collier对非洲发展的研究认为，农业固然对于非洲的发展和减贫很重要，但是如果没有城市化的拉动，非洲实现经济社会转型和减贫将是十分困难。(Collier,2014)在过去十多年中，东南亚国家正在经历快速的社会经济转型，这些国家也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减贫业绩。按照每人每天1.25美元的国际贫困线计算，东盟国家的贫困发生率在1990年至2015年之间从47%骤降至14%。(ASEAN Secretariat,2017)但同时需要看到的是，东南亚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转型的动力主要来自外部投资，而不是得益于自身农业发展的剩余。从资本供给的角度讲，东南亚正在呈现的社会经济转型与减贫的业绩存在着很大的不稳定性。

三、应对不平等型的减贫实践

包括世界银行在内的发展机构和发展经济学家Fosu及Ravallion的大量研究表明，持续扩大的不平等影响了经济增长转化为减贫的效果，并进而对消解减贫成果。(Ravallion, 1997) Ravallion等人研究发现，尽管经济发展有助于缓解贫困,但贫富差距拉大对贫困的恶化作用最为显著。(Ravallion & Chen,2003)很多国内学者指出,由于中国城乡之间以及农村内部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致使贫困人口获取收入机会减少、所获收益份额下降,不利于农村贫困问题的缓解。（胡鞍钢等，2006）中国在过去四十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和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同样出现了不平等的上升。中国的基尼系数由1981年0.288%上升到那2016年的0.465%，中国几乎成为了世界上收入分配差异最大的国家之一。随着不平等程度的不断上升，经济发展的益贫性特点将会逐渐减弱。

事实上，中国政府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已经开始认识到了经济增长对收入分配和区域发展的多方面影响问题。由于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展的战略是鼓励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等于说政府的发展型政策本身就在支持扩大差异。因此，为了应对不平等问题，中国政府在1986年正式成立了中央一级和地方一级的农村扶贫领导机构，同时在中央财政层面列支专项扶贫资金，划定贫困地区，开始了中国有目标有计划的农村扶贫开发战略。中国的农村扶贫开发战略首先是在经济增长的框架下实行的带有补充和矫正区域优先和群体优先的发展政策缺陷的减贫政策。比如说，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支持下，沿海地区、发达地区优先利用了改革开放的政策，这些地区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与此同时，很多边缘的落后地区，由于不具备区域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两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中国的农村扶贫开发计划将这些落后地区通过贫困县的机制加以瞄准，同时提供相应的支持政策。上世纪末期，国际和国内专家对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业绩均展开过系统的研究。世界银行根据中国政府的要求围绕中国农村发展与减贫开展了大量的政策分析研究工作， 1990年世界银行与中国政府合作形成了《中国：90年代的扶贫战略》研究报告， 2001年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对中国的扶贫工作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后，推出了《中国：战胜农村贫困》研究报告，这些报告认为“自1978年开始实施内容广泛的农村经济改革以来，中国在解决绝对贫困问题上所取得的成就举世公认。”，使用“国际标准衡量，也同样证明中国的贫困问题确实得到很快缓解。”（世界银行，2001）国内学者认为，自实施有计划的农村扶贫开发以来，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明显增强，贫困地区农民收入持续提高。（汪三贵，2018）

进入到本世纪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结构开始发生重大的转变。这主要表现在城市化的速率不断提升，不平等程度逐年扩大，经济结构的益贫性特点逐年减弱。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的城乡关系也在开始发生变化，中国的发展政策中开始出现反哺农业的要素。2006年中国全面取消农业税，这标志着农业作为为工业化提供原材料，提供资本的时代开始出现变化。2004年开始实施农村低保，到2010年逐步实现农村合作医疗基本覆盖全国农村居民，这都标志着中国减贫政策从过去主要以经济发展为核心，开始转向既需要仍然坚持经济发展为中心，同时需要引入保障分配机制的双重减贫机制的轨道上。中国在社会保障领域的缺失一直是学术及社会各界批评和关注的焦点，但是从减贫的有效性来讲，只有当通过开发性的减贫边际效益出现递减的时候，保障性减贫机制才会真正发挥有效的作用。这既是中国应对在不平等不断加大的情况下，如何推进减贫的重要机制，同时也是中国减贫的可持续性的一个组成部分。以经济增长为基础的开发式减贫和保障性减贫相互结合的减贫方式是中国减贫机制的最为突出的特点。通过保障性的扶贫确保那些不能在经济竞争中受益的群体，而通过瞄准机制支持那些有能力的群体在市场竞争中摆脱贫困，是中国取得减贫成就的根本所在。

在不平等程度增加的情况下，消除贫困的最大障碍在于，由于利益集团的某种程度上的固化，以及经济结构本身的益贫性特点减弱，这就造成了经济增长和社会结构对穷人的排斥性。中国政府从2014年开始将精准扶贫升级为脱贫攻坚。脱贫攻坚战的含义在于通过中国共产党统领社会的政治权威，依托强化政府的主导，通过超常规的行政举措来集中筹措资源，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向最贫困的地区和最需要的贫困群体。在整个脱贫攻坚战的8年中，中国政府各方面的投入近1.6万亿元，这一投入时前所未的。按照中国政府2011年确定的新的贫困线衡量，中国的贫困发生率从2012年的10.2% 降低到2019年的0.6% （见图3）。

四、结论与讨论

中国的减贫是二十到二十一世纪全球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的事件。如何客观地、历史地呈现中国的减贫经验，不仅对于如何理解这一事件本身，而且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学习都十分重要。

首先，中国的减贫是中国特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的历史过程的结果。中国在1978年之前通过大规模的劳动力投入所形成的基础设施，对其后的农业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基础设施的投入是以极其低的成本实现的，这与很多非洲国家依赖援助资金发展基础设施形成的债务负担不同，所以中国官方在展示中国发展经验时往往强调自力更生。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所具备的公平的社会分配格局，实际上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经济能够迅速增长，贫困可以大规模减少的一个重要基础。

其次，中国大规模减少贫困的基基础是长期的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本身需要带来有意义的社会转型。而且这一过程需要具有有利于穷人收益的机制。由于大规模的减贫和消除绝对贫困都需要较长的时间，因此减贫机制需要在经济增长的机制方面具有有利于穷人的连续性。

最后，在不平等程度增加的情况下，最终消除绝对贫困休要强大的政治承诺以及强有力的政府作用。中国在进入到本世纪以来的减贫，特别是2012年以来的减贫实践，突出地呈现出了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作用。在不平等程度增加，社会流动性下降的条件下，贫困容易结构化，仅仅通过一般性的政府作用是无法突破贫困陷阱的。这方面，欧洲和美国的经验是较为突出的两个极端。欧洲由于长期以来具有社会主义的传统和社会党的反复执政，因此在资本主义的演化过程中，由于工党和社会党的轮番执政以及社会主义思潮的广泛影响，加上工人运动的推动，很多有利于穷人的政策都逐渐成为了法律，从而形成了欧洲的福利型制度。而美国则相反，很难在一些带有普遍减贫意义的政策领域取得突破，其强调个人在市场中通过努力改善自己的生计，并主要通过个人收入在市场机制中保障自身福利，如将个人收入用于投资商业化的教育、医疗和养老保险等机制以确保个人未来福利的维持或改善。尽管美国政 府有扶贫救助计划，尤其是社会慈善救助，但从总体上讲，美国的贫困治理并不依靠收入转移。（Rank，2004）。中国之所以能够最终消除农村绝对贫困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依托其统领社会的政治优势，将减贫的政治承诺强有力地整合到政府和社会各个部门，打破了利益集团和行政官僚的制约，实现了财富和机会的再分配。（李小云等，2020）

李小云，中国农业大学文科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

照片： 李与云南怒江州村干部合影。中国日报。